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，在邓州市团结路改建工程中，发现宋金古街遗址。该遗址出土了碗、盘、杯、盆、瓶、缸、盏、炉、碟、枕、玩偶、围棋、象棋、器座、器盖、窑具、匣钵等25个大类，共计20余万件邓瓷器物及残片。这些器物装饰艺术精湛、纹饰丰富多彩，装饰技法以划花、刻花、印花为主，釉色则以白天蓝、麦苗绿、天蓝、唐三彩居多，工艺十分精美。此次发现为研究邓窑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，也让邓瓷的壮丽历史篇章徐徐拉开序幕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宋代葵口青瓷碟・邓州宋金古街博物馆藏
邓窑遗址主要分布于内乡县乍曲镇，淅川县上集乡、下集乡、马镫镇及南召县南河店镇一带也有零星生产，素有 “百里窑场” 之称。因唐宋金元明清时期邓州辖内乡、淅川两地，故历史文献中称其为邓窑。上世纪70年代，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、叶喆民多次对邓窑遗址进行现场考察，最终作出 “内乡大窑店窑即为文献记载的‘邓窑’” 的论断。邓窑是唐宋时期中原制瓷业的代表性窑口，创烧于唐代，鼎盛于北宋，延续烧造至元明时期。其历史地位早在南宋叶寘《坦斋笔衡》中便有定论：“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窑器，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汝窑为魁”。这段记载不仅确立了邓窑作为宋代官方青瓷生产体系的重要地位，更揭示出它与汝窑、耀州窑共同构建了北方青瓷体系，成为中国陶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。
展开剩余85%一、历史演变：窑火千年兴衰
1. 唐代创烧与技术奠基
邓窑始烧于中晚唐时期，早期产品以唐三彩、绞胎瓷和花瓷为特色。其花瓷釉色独树一帜，呈现出丝雨状窑变效果，尤其以天蓝色为基调，区别于鲁山窑的乳白色，堪称钧瓷窑变艺术的先河。窑址出土的唐代花瓷罐，肩部装饰双系鼻，釉面呈现丝棉状蓝色窑变，罐底垂釉浓厚，胎体厚重，充分体现了北方窑口的雄浑风格。这些工艺创新为宋代青瓷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
唐代花瓷枕・内乡菊潭古瓷博物馆藏
2. 宋代鼎盛与官窑属性
北宋时期，邓窑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。据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考证，神宗年间（1069-1085年），邓窑青瓷已受到宫廷青睐；至徽宗政和、宣和年间（1111-1125年），邓窑进一步发展为具备州府官窑监烧属性的贡瓷。其核心产品青瓷以碗、盘为大宗，釉色介于汝窑和钧窑之间，呈现出独特的白天蓝，区别于耀州窑的橄榄绿、宝丰窑的天青及钧瓷的天蓝，且器物多积釉，釉质晶莹如碧玉。由于各窑址所产釉料存在细微差异，邓窑青瓷还衍生出麦苗绿、豆青、荷叶青、天青、天蓝等多样釉色。
1985 年窑址发掘时发现的刻有 “窑司” 二字的青釉器残片（现存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），是宋代中央政府派遣官员对邓窑进行监烧的实物见证。2016年邓州宋金古街遗址出土的 “邓州窑务官持砗磲支取牌”，进一步佐证了邓窑的官窑属性。此外，供奉佛骨舍利的皇室工程 —— 灵感塔（即开封铁塔），其琉璃构件由宋仁宗下旨命内乡窑烧制，塔身现存 “邓州窑制” 铭文琉璃砖，彰显出邓窑的官方地位。宋代理学家邵雍在《内乡兼隐亭》一诗中写道 “簿领杯盘外，官联谈笑馀”，描述了地方官吏对陶瓷器物登记造册、专司陶瓷政务，闲暇时谈笑玩乐的工作场景，这也成为北宋时期地方官员对邓窑进行监烧管理的有力佐证。
宋代豆形青瓷炉・故宫博物院藏
3. 金元明延续与清代技艺湮没
元代至大二年（1309年）的《石堂山麻衣道场碑》记载：“孤村陶烟时起，前事宛然在目”，证实14世纪初邓窑仍在持续烧造。这一时期，邓窑产品趋于多元化，出现了铁锈花、褐彩绘画等新工艺，并发展出钧釉、青白釉等新品种。明天顺五年（1461年）的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：“瓷，内乡县出，有窑”，进一步印证了明代邓窑的生产活动。2025年3月，笔者在邓窑遗址发现一件模具，其上清晰刻有 “弘治年” 字样，成为明代大窑店烧制瓷器的实物见证。 清代时期，由于景德镇、德化等地瓷业快速发展，邓窑窑业逐渐衰微，近乎断代。清康熙年间的《南阳府志》虽仍记载 “大窑店” 这一地名，但邓窑的窑火早已熄灭，相关制瓷技艺也失传已久。
二、艺术与工艺价值
1. 釉色美学：中原青瓷的典范
邓窑青瓷釉色以青中泛绿为基调，衍生出白天蓝、豆青、荷叶青、麦苗绿等丰富层次。1975年丹江水域出水的77件青瓷，河南省博物院研究馆员杨爱玲评价其 “釉色青绿如碧玉”；冯先铭针对邓瓷釉色指出：“光素无纹的青瓷，有的施釉较厚，垂釉处如透明玻璃珠，釉色青绿介于禹县、临汝窑之间”；著名陶瓷学者叶喆民也评价：“遗址所见青釉划花瓷片十分精彩，为其他窑址所未见”，足见邓窑青瓷的艺术独特性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邓窑标本显示，其釉质具有 “翠如春水，凝如冻脂” 的细腻质感。
宋代葵口青瓷碟・法国吉美博物馆藏
2. 装饰工艺：纹饰与技法的创新
邓瓷纹饰融合中原文化内涵与自然意象，装饰技法以刻花、划花、印花为主，刀法犀利流畅。其印花纹饰与汝窑、耀州窑题材相近，但花纹刻画更深，立体感更强。纹饰题材主要分为花卉纹与水生物纹两大类：
• 花卉纹：包括缠枝、折枝、交枝、团花四种形式，以牡丹、菊花为主要纹样，间或出现童子人物形象，线条饱满生动，充满生机。
• 水生物纹：以海水游鱼、海螺、荷叶为特色，碗心常印制鱼纹，搭配摇曳的水草纹样，画面鲜活逼真。
邓窑印花斗笠碗・邓州宋金古街博物馆藏
2016年邓州市团结路遗址出土的20 余万件瓷片中，还包含围棋、象棋、瓷枕、玩偶等品类，展现出邓瓷在生活美学领域的渗透，体现了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。
此外，邓窑在器物立体造型方面展现出极强的创新能力，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，工艺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。
3. 窑炉技术与官窑管理体系
邓窑在制瓷技术上采用高岭土选炼工艺与石灰碱釉配方，窑炉普遍使用马蹄形馒头窑，窑温控制技术等均代表了宋代制瓷业的科技水平。其制瓷体系串联起唐三彩、青瓷、钧瓷三大工艺领域，在釉色创新与纹饰设计方面，在豫西南地区独树一帜。
“窑司” 残片、带 “司” 字款识支柱的发现，揭示了邓窑完善的官窑监烧制度。同时，遗址出土的带 “姚家鱼水梡”“李子才造”“焦”“吴”“田” 等10家姓氏款识的瓷器，带 “狄” 字款识的转轮，以及刻有试釉工匠 “辛老大” 款识的器物，反映出邓窑存在民营作坊与官窑并行的生产模式，这种模式既保障了贡瓷的质量与产量，也推动了民间制瓷技艺的发展
三、历史地位与影响
1. 宋代窑系格局中的坐标
在宋代 “六大窑系”（定窑、磁州窑、钧窑、耀州窑、景德镇窑、龙泉窑）的框架下，邓窑虽被归为耀州窑系，但其地位远超一般地方窑口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邓窑青瓷兼具汝窑釉色的温润、耀州窑刻花的锐利，并创新研发出高温釉下彩（青釉铁锈斑）工艺；二是邓窑与唐州、耀州并列成为宋代青瓷重要产区，且仅次于 “汝窑为魁”，充分彰显了其贡瓷窑口的尊贵地位。
邓窑瓷塑・内乡县衙博物馆藏
2. 贸易拓展和文化传播
由于清代邓窑技艺湮没，其历史面貌长期不为当代人所知。直到 “中国古陶瓷研究知名学者” 冯先铭在1976年、1977年多次前往邓州市、内乡县大窑店考察，并在其主编的《中国陶瓷史》中，通过《内乡大窑店窑》一文明确指出 “内乡大窑店窑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邓窑”，邓窑才重新进入世人视野。此前，关于邓窑的贸易拓展与文化传播情况，更是缺乏系统记载。 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、1975年在淅川丹江码头出土的77件青釉瓷，经鉴定为内乡窑产品，其釉色青绿如碧玉，证实邓瓷曾通过丹江水路外销至关中、汉口等地，并经长江航道运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。内乡大窑店有一条前河穿境而过，目前仍留存古代水运码头遗址，当年邓窑瓷器可经此码头，通过刁河、汉水，转运至长江沿岸各城市。如今，在湖北襄阳、武汉，河南开封、许昌及上海等地的古代遗址中，均发现有邓瓷出土；法国吉美博物馆、美国哥伦比亚博物馆也相继发现并收藏陈列邓瓷，这些都是邓瓷远销世界各地的有力例证，充分说明邓窑对中原美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。
邓窑作为唐宋时期中原制瓷业的巅峰代表，为唐宋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如今，邓窑遗址留存的累累瓷片，不仅是 “百里窑场” 往昔辉煌的见证，更承载着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智慧基因。正如元代碑文所叹：“孤村陶烟时起，前事宛然在目”—— 窑烟虽已消散，但邓瓷青韵长存。当现代考古学拂去历史的尘埃，邓窑这颗曾一度蒙尘的青瓷明珠，终将在中华文明的璀璨星空中重放异彩。
江红军，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，兼任南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、研究生导师，著有《中国内乡窑》《战斗英雄吕顺保》等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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